【私享研报】一文读懂银行监管指标

来源：作者：私享基金投研团队创建时间：2018-05-31

银监会对行业的监管指标主要有：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拨贷比。

资本是商业银行的核心，是保持持续经营和吸收损失的关键，因此对资本充足率的管理成为商业银行经营和管理中的重中之重，也成为了全球各国金融监管中对商业银行监管的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伴随着商业银行的发展从未间断过，从《巴塞尔协议Ⅰ》对于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规定，到《巴塞尔协议Ⅱ》对于风险加权资产风险覆盖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资本的监管一直是银行监管的核心，也是巴塞尔银行委员会始终重点关注的部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业的监管漏洞严重暴露，全球各金融监管当局都在积极寻求更加严格合理的资本监管方法。 2010 年，巴塞尔委员会对全球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颁布了《巴塞尔协议Ⅲ》。我国监管当局为了在国内配合《巴塞尔协议Ⅲ》的实行，在分析考虑我国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于 2012 年 6 月正式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提出了严格的核心一级资本扣除标准、合格二级资本标准。对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要求分别制定了 5%、6%、8%的最低资本要求，总体上略高于国际标准。从 2013 年实行新提出的资本规则，并要求全部达标时间为 2018年。

根据银监会 2004 年发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的相关内容，拨备覆盖率计算公式为“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拨备覆盖率分为实际和标准拨备覆盖率。实际拨备覆盖率指标是已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和不良贷款总额之比。

拨贷比的指标，意在作为拨备覆盖率指标的补充。拨备覆盖率的计量以风险加权资产为基础，而资产的风险具有顺周期特征，风险的爆发具有滞后性和集中性，有可能造成在经济上行周期拨备计提较少，不足以覆盖银行资产在经济下行周期的风险。而拨贷比则有助于弥补拨备覆盖率在此方面的缺陷,该指标忽略了资产质量的差异,主要作用在于对经济上、下行周期的平滑，是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一种补充措施。总体来说，拨贷比约束属于刚性约束，该指标对资本补充能力本身较弱、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以及放贷措施较为激进的银行压力相对较大，也就是说，与大中型银行相比、拨贷比对股份制银行、以及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的城商行冲击相对较大。

拨备动态监管的目的是引导银行做到“以丰补歉”，即在经济繁荣时期多计提贷款损失拨备，以提高未来偿债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在经济衰退时期少计提贷款损失拨备，以增加银行利润和维持资本充足率水平，同时将更多资金用于放贷，以刺激经济复苏。事实上，这种监管机制鼓励商业银行建立起前瞻性的贷款拨备计提制度，即以在整个贷款周期内因经济衰退可能出现的贷款违约率为基础计提不良贷款拨备，而不是以现阶段贷款违约率为基础计提拨备，从而使得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计提的超额拨备，可以用来弥补经济衰退时的贷款损失。

银监会于2018年2月28日印发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会【2018】7号），调整内容包括，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至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至2.5%。

一、各监管指标间内部关系

如下图所示，拨备覆盖率与资本充足率之间有一定的内部关系，拨备前利润的高低会影响拨备覆盖率，无论是为了隐藏利润或是粉饰利润，都可以通过调节拨备覆盖率实现。因为超额贷款减值损失部分计提在二级资本项，所以资本充足率受拨备计提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超额贷款减值准备不是核心一级资本的组成部分，拨备后的利润是核心一级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拨备覆盖率会间接影响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一方面可以通过调节拨备数量影响二者充足率，因为拨备的高低会影响利润的高低，从而影响核心一级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影响核心资本充足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调节拨备的结构影响二者充足率，因为一般风险准备是核心一级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通过调节拨备内部的一般拨备，专项拨备、特别拨备结构，可以达到调节二者充足率的目的。

数据来源：Wind，私享基金投研部

二、银行监管指标整体分析

2.1 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对比

资本充足率是一个银行的资本总额对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代表了银行对负债的最后偿债能力。银行用少量资本运营大量债权资产，以此来获得高回报率，这就是“杠杆原理”，但这也是银行产生系统风险的根源之一。为了让金融业在众多风险面前有足够的抵抗能力，最低限度地降低金融业爆发危机引发社会动荡，1988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会议上确定了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金融体制改革中也确定了这个风险控制指标。

国家调控者跟踪一个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来保证银行可以化解吸收一定量的风险。资本充足率是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比率。各国金融管理当局一般都有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制，目的是监测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资本规模、资本增长率、资本收益、不良贷款率、存贷比、固定资产比率等都会影响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 = 资本总额/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资本总额是指企业的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是由投资总额和累积的资本收益组成的；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是指对银行的资产加以分类，根据不同类别的风险性质确定不同的风险系数，以这种风险为权重求得的资产，一般来说风险权重高的收益也更高；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 核心一级资本总额/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一级资本充足率 = 一级资本总额/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对比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2017年农商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国有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股份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城商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国有行和农商行的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2017年分别为11.69%和13.66%，对比行业8.1%和7.1%的监管水平是有较多的空间的；股份行和城商行的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相对行业平均水平而言较低，2017年分别为9.23%和8.99%，监管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其他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分别为8.1%和7.1%，从监管指标看，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监管红线的空间较小。监管层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也是不断提升的，近几年基本上按照每年0.4%的要求去提高，未来会要求一些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相对不足的银行去扩大自己的资本总额来匹配业务的扩张带来的风险加权资产的上升。

对比银行业一级资本充足率，2017年国有行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农商行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城商行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股份行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从近年各类型银行的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变动看，各类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在13年之后随着监管的提升而有所提升，整体来看，2017年国有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相对较高于行业监管的要求，股份行和城商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行业监管要求水平相对较近，随着行业监管指标的提升，股份行和城商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压力会偏大。

对比银行业资本充足率，2017年农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农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城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股份行平均资本充足率。银行业的整体平均资本充足率在13年之后随着监管的提升而有所提升，整体来看，2017年国有行、农商行、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相对较高于行业监管的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2017年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10%，其他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0.10%），股份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较行业监管要求水平相对较近，未来扩充资本充足率的需求会更为迫切一些。

不同类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差异的分析

从前文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国有行的资本充足率是相对较高的，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因为资本充足率=资本总额/风险加权资产总额，所以从资本总额、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变化的两个角度去分析，可以得到一些行业资本充足率变化的原因。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在13年之后，随着行业监管要求的提升而整体有所提升，主要原因是2013年-2017年期间，银行业整体的资本总额增速是快于银行业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增速。国有行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的原因是，在过去几年国有行的资本总额增速是远大于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 14年至17年期间国有行的资本总额增速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的差值分别为12.87%、10.49%、1.29%、0.56%，过去几年较高的增速差值使国有行累计了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城商行过去几年资本总额和风险加权资产总额都处于快速增长的通道中，平均增速在20%以上，从城商行资本总额增速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差值来看，2014年至2017年二者差值分别为-1.32%、0.70%、0.70%、3.79%，所以从数据上看，过去几年城商行的资本总额增速与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是勉强匹配的，无法快速提升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所以距行业监管要求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同时，各类型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变化的规律与其资本充足率的变化规律类似。

2.2 银行业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分析

拨备覆盖率是指贷款损失准备对不良贷款的比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余额/不良贷款余额*100%，主要反映商业银行对贷款损失的弥补能力和对贷款的防范能力。从公式看，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和不良贷款余额共同决定拨备覆盖率的大小。

拨贷比是指拨备占总贷款的比例，拨贷比=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余额/贷款总额=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从公式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余额与贷款总额会对银行的拨贷比产生影响。

从指标上看，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都是体现银行风控能力的指标。拨贷比的指标，意在作为拨备覆盖率指标的补充。拨备覆盖率的计量以风险加权资产为基础，而资产的风险具有顺周期特征，风险的爆发具有滞后性和集中性，有可能造成在经济上行周期拨备计提较少，不足以覆盖银行资产在经济下行周期的风险。而拨贷比则有助于弥补拨备覆盖率在此方面的缺陷,该指标忽略了资产质量的差异,主要作用在于对经济上、下行周期的平滑，是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一种补充措施。总体来说，拨贷比约束属于刚性约束，该指标对资本补充能力本身较弱、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以及放贷措施较为激进的银行压力相对较大，也就是说，与大中型银行相比、拨贷比对股份制银行、以及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的城商行冲击相对较大。

对比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水平，2013-2016年银行业的拨备覆盖率水平经历了一轮快速的下滑，行业平均拨备覆盖率水平从2013年的282.70%下降到2016年的176.40%，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下滑导致实体行业坏账率高发，2016年开始触底回升，2017年行业的平均拨备覆盖率水平回到了181.42%，主要受益于宏观经济触底回升的影响，行业各类型银行的平均拨备覆盖率水平的变化趋势和行业平均水平变化的趋势一致。整体而言，城商行平均拨备覆盖率水平>农商行平均拨备覆盖率水平>股份行平均拨备覆盖率水平>国有行平均拨备覆盖率水平>（120～150%），总体指标的水平是相对比较健康的，抗风险能力依然还是较强的。

对比银行业的拨贷比水平，银行业平均拨贷比从2014年至2017年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国有行的平均拨贷比在2013-2016年有所下滑，主要受宏观经济压力对拨备的影响，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的平均拨贷比在2013年2017年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行业整体加大了拨备的计提力度。整体而言，城商行平均拨贷比>农商行平均拨贷比>股份行平均拨贷比>国有行平均拨贷比>1.5%，总体指标的水平是远高于行业监管指标，抗风险能力较强。

不同类型银行拨备覆盖率与拨贷比差异分析

从前文可知，银行业平均拨备覆盖率和各类型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经历了一轮快速下滑，主要是因为当时实体经济疲弱，产生大量坏账，而拨备计提的力度跟上不银行坏账产生的速度导致行业和各类型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在此期间出现了一轮快速下跌，而2016之后随着宏观经济的触底企稳，实体企业盈利回升，降低了坏账产生的压力，使银行业和各类型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触底回升。

从拨备覆盖率定义的分子和分母端可以看出，贷款减值准备的变动和不良贷款余额的变动是影响银行拨备覆盖率的关键因素。如果宏观经济下行诱发不良贷款余额飙升，而银行又无力大幅提高贷款减值准备池的时候，那么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将会快速下滑，因此通过分析贷款减值准备和不良余额变动的速率是可以判断拨备覆盖率上升或下行的压力。

从贷款减值准备增速和不良贷款余额增速的变化速率图可以看出，在14年和15年不良贷款余额增速高达50%左右，而贷款减值准备的增速在30%以下，迅速爆发的不良贷款使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迅速下降，银行业平均拨备覆盖率从2013年的282.70%下降到2015年的181.18%。16年之后各类型银行的不良余额增速整体下降，国有行的不良余额增速在16和17年的值分别为11.30%和0.36%，明显低于2014年和2015年的35.22%和47.28%，而2016年也是银行业拨备覆盖率下滑的拐点。

从拨贷比的分子和分母端可以看出，贷款减值准备和银行贷款规模是影响拨贷比的重要因素，贷款减值准备余额的变动受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在坏账高发期银行会主动多计提贷款减值准备而保证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而银行贷款规模主要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跟货币增长的速度高度相关。

从下面贷款减值准备增速和贷款规模增速的图可以看出，银行业整体的贷款减值准备增速大于15%，而贷款规模增速在12-14%之间，说明贷款减值准备增加的速度是快于贷款规模增长的速度，那么意味着银行业的拨贷比是不断提升的过程，因此银行业的平均拨贷比从2014年的2.90%上升到2017年的3.16%。从当前的数据看，各类型银行的拨贷比数据是明显高于监管规定的1.5%，短期内监管压力不大。

三、各类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分析

3.1国有行资本充足率分析

2013年到2017年，国有行资本充足率在2016年同比小幅下降，其他年份均同比提升，且均超过银行业平均水平。2016年国有行在资本总额增速下滑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上升的双重压力下，资本充足率出现同比下滑。2016年净资产收益率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总额增速。另一方面，2016年国有行资产规模扩张较快，且国有行的资产结构较为单一，贷款占比超过50%，因此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同比上升，加之越来越严苛的监管要求，必然对各个银行的资本总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在增资与更多风险资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国有行的资本充足率略有下滑。从留存收益在资本总额中的占比可以看出，国有行资本充足率的内源融资能力逐渐增强，但整体来看其内源融资的能力仍然不足，需要继续增强资本充足率的内源驱动力。

个股中资本充足率较高的有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与中国银行，而农业银行相较而言则压力偏大。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在国有行中是最高的，有较大的空间，资本充足率在2016年同比下滑，其他年份均同比提升，且每年均高于国有行平均水平。2016年建设银行在资本总额增速下滑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上升的双重压力下，资本充足率同比下滑。2016年建设银行净资产收益率下滑，其通过内源融资增资的压力增大，同时2016年建设银行的资产总额增速大幅提升（同比提高超4个百分点），规模扩张加快，加之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仍然较高，风险加权资产增速较快，因此要想维持原有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或者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必然需要更多的资本去对冲风险加权资产规模的扩张。从留存收益占资本总额的比例可以看出，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内源融资能力较强，在国有行中拥有最强的内源驱动力，依靠自有资本抵抗风险能力较强，但在2017年工商银行撼动了其最强内源驱动力地位。

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017年同比下滑，其他年份均同比提升，主要是因为2017年中国银行的资本总额增速下滑，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上升。2013年到2017年中国银行逐步调整融资结构，不断提高内源融资能力，2017年留存收益在资本总额中的占比即将突破50%，2017年中国银行净资产收益率下滑，内源融资会有一定压力，会给增资带来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2017年中国银行资产结构中贷款占比进一步提高，会进一步加大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因此2017年的资本充足率同比下滑。

农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仅在2016年同比下滑，其他年份均同比提升，但农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国有行中最低，相较其他国有行压力偏大。2016年农业银行资本总额增速同比下滑，同时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同比上升。从农业银行留存收益在资本中的占比可以看出，农业银行的内源融资能力在国有行中是最弱的，主要依靠外源融资来补充资本，但其内源融资能力不断增强，2016年和2017年其内源融资能力逐渐超越交通银行。2016年净资产收益率继续下滑，内源融资有一定的压力，资本补充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2016年农业银行的资本增速下滑。另一方面，2016年农业银行的资本增速虽有所下滑，但是仍有一个正的增速，资产规模继续以同比相对小的增速扩大，虽然农业银行的资产结构相较其他国有行更加多元化些，拥有一个相对较低的贷款比例，但贷款占比基本保持不变，风险加权资产额仍有增幅，因此农业银行2016年的资本充足率同比下滑。

3.2 股份行资本充足率分析

2013年到2017年股份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呈上升趋势，但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资本总额增速呈下滑趋势，风险加权资产也呈下滑趋势，但资本增速每年均高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因此股份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呈上升趋势。2013年到2017年股份行依靠内源融资增资的能力逐渐增强，而净资产收益率呈下降趋势，因此会对股份行内源增资有一定影响。

个股中招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高且增速较快，主要因为招商银行不仅可以达到行业最低的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同时又可以保证一定的资本增速，2017年招商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仅有4.80%，而资本增速却达到了19.84%，从而使2017的资本充足率大幅提升。从留存收益在资本总额中的占比来看，招商银行主要通过内源融资的方式增资，且是股份行中内源融资能力最强的，具有更值得信赖的风险抵御能力。2017年招商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有一个微小幅度的下滑，但仍处于高位（14.61%），是股份制银行中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总资产规模增速下滑，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下滑，因此较大的资本增速和风险加权增速差使得资本充足率大幅提升。

3.3 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分析

2013年到2017年，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均同比小幅增长，但仍小于银行业平均水平。城商行资本增速在微小幅度下滑中基本保持稳定，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在微小幅度下滑中也基本保持稳定，但资本增速均高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从而导致资本充足率呈上升趋势。从留存收益占资本总额的比重可以看出，内源融资并非城商行增资的最主要方式，净资产收益率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源融资能力，资产规模扩张与贷款占比变化的综合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的小幅变动。

个股中资本充足率较高的是宁波银行、贵阳银行，较低的是北京银行。2013年到2016年贵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处于较高水平，2017年资本充足率下滑幅度较大，低于城商行平均水平，压力偏大。贵阳银行的资本中留存收益所占比例在城商行中是最高的，因此贵阳银行依靠内源融资增资的能力最强，2017年贵阳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小幅上升，但贵阳银行的资本增速2017年却大幅下滑，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也基本保持稳定，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同比小幅下滑，但规模仍在扩大，风险加权资产增速远远大于资本增速，故而导致2017年的资本充足率大幅下滑。

宁波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仅在2016年同比下滑，其他年份均同比增长，通过留存收益在总资本中的占比可以发现，2013年到2017年宁波银行的内源融资能力经历了由强到弱再到强的一个阶段，2016年宁波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滑，对资本增速有一定的影响，2016年更高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下滑，且贷款占比下降，所以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下滑，但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仍大于资本增速。北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虽基本表现为上升状态，但仍低于城商行平均水平，压力偏大，2015年开始资本充足率在城商行中表现有所好转。

四、各类型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析

4.1 国有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分析

2013年至2015年我国国有行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趋同。相对于外资银行而言, 我国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过于单一, 银行资本补充仍主要依靠利润留存、发行普通股等方式, 附属资本所占比重过低，2016年和2017年资本结构变动，附属资本所占比重提升，核心一级资本与一级资本趋同现象有所改善。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实收资本这几项构成了一级资本与核心一级资本主要指标，故主要利用这几项指标分析分析核心一级资本与一级资本。2013年到2017年国有行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基本保持稳定，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的增长主要受未分配利润的大幅增长，以及盈余公积与一般风险准备的小幅增长。2017年国有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同比小幅下滑，主要是因为国有行一级资本额增速小于国有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一级资本在附属资本的影响，一级资本额增速仍大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2017年一级资本充足率实现了同比小幅提升。

交通银行的盈余公积在核心资本中占比最高，而其他银行均是未分配利润占比最高，主要是因为交通银行的收益率在国有行中最低，盈利能力不如其他国有银行，虽然工商银行的主要核心资本在国有行中最高，但是其风险加权资产也是最高的，交通银行则相反，建设银行的主要核心资本也较高，但风险加权资产在国有行中处于中等水平，因此建设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最高。农业银行的主要核心资本在国有行行中偏低，但风险加权资产却较高，因此农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且低于国有行平均水平，压力偏大。2013年到2015年，建设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增速较快，2016年略有下降，2017年又小幅提升，主要是因为2016年建设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大幅提升，而核心一级资本与一级资本增速下滑较快，且低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农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仅在2014年同比下滑，其他年份均同比提升，2014年风险加权资产增速高于核心一级资本与一级资本增速。

4.2 股份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析

2013年到2015年股份制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表现趋同，融资渠道结构单一，附属资本占比较小。2016年和2017年资本结构变动，附属资本所占比重提升，核心一级资本与一级资本趋同现象有所改善。2013年到2017年股份制银行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基本保持稳定，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的增长，主要受未分配利润大幅增长，以及盈余公积与一般风险准备小幅增长的影响。

2013年到2017年，股份制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在2016年出现同比下滑，其他年份均同比增长，但每年均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同比提升。2016年股份行的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一般风险准备的增长幅度较小，从而导致核心一级资本增速下滑，低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出现同比下滑，2016年资本结构有所调整，附属资本占比同比提升，冲抵了核心资本增速下滑缺口，一级资本充足率仍然保持同比小幅提升的状态。

股份行各行中，未分配利润在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中的占比最高，资本公积、一般风险准备占比也较高，浦发银行盈余公积的占比相较其他股份行来说较高。个股中招商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最高，且每年同比增加，主要因为招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规模在股份行中是最高的，且每年均同比增长，而风险加权资产规模略微高于股份行平均水平。浦发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股份行平均值，2014年和2017年均同比提升，其他年份均同比下滑；附属资本不断增加，一级资本充足率在仅在2016年同比小幅下滑，2017年二者波动提高幅度最大，主要是因为2017年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大幅下滑，同时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增速小幅提升。兴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股份行平均水平，2016年和2017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同比提升，其他年份均同比下滑，2017年波动幅度较大，2017年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增长较多，从而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增速大幅提升，同时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基本保持不变。华夏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2016年和2017年同比下滑，其他年份均同比提升，一级资本充足率在附属资本的影响下，实现了均同比提高，但仍低于股份行平均水平。

4.3 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析

2013年到2015年城商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表现趋同，融资渠道结构单一，附属资本占比较小，2016年和2017年资本结构变动，附属资本所占比重提升，核心一级资本与一级资本趋同现象有所改善，从各指标占比可以看出，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对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影响较大，其次是一般风险准备。

2013年到2017年，城商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总体微小下滑，主要是因为核心一级资本的增速弱于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一级资本充足率受附属资本的影响，总体微小提升，但仍均低于银行平均水平。

个股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最高的分别是贵阳银行与上海银行，贵阳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高度趋同，二者均仅在2016年同比提高，其他年份均同比下滑，但仍高于城商行平均水平，2016年核心一级资本在未分配利润和一般风险准备大幅增加的影响下增速大幅提升（超22个百分点），同时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下滑。故2016年贵阳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大幅提升。南京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在城商中处于较低水平，压力偏大，二者均仅在2015年同比提高，其他年份均同比下滑，2015年随着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的大幅增加，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增速大幅提升（超20个百分点），同时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大幅下滑（超20个百分点），导致2015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同比大幅提升。北京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在城商行中偏低，低于城商行平均水平，压力偏大。北京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在2014年和2017年同比增加，其他年份均同比下降，2014年未分配利润与资本公积增长较多，2017年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实收资本均增长较多，导致2014年和2017年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同比提高，受附属资本增加影响，北京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仅2015年同比下滑。

总体来看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离监管标准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不同银行之间又有一定的差异性，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贵阳银行、宁波银行的各项充足率指标表现最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的压力偏大。我国商业银行资本构成单一、资本结构不合理，同国际大行相比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很容易面临资本压力，在去杠杆去通道的压力下，银行表外资产要向表内转移，通道业务也会缩水，不良资产会暴露更多，银行资本充足率会面临更大的压力。由前文分析可知，在各种资本中，核心一级资本主要是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等，筹措方式比较固定，主要是发行股票和利润留存，在这些资本方式上很难有变动和创新。所以，商业银行想要创新自己的资本筹措途径主要关注的点应该在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上。在资产管理方面，商业银行一方面可以减少风险资产的数量，另一方面可以在风险资产规模一定的前提下调整资产结构，选择监管风险权重小的资产，从而达到减少风险加权资产规模的目的。从我国现实出发，一方面我国处于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形势，刺激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信贷投入；另一方面存贷利差是我国商业银行主要利润来源，且一般高收益业务与高风险是对应的，因此商业银行很难主动减少信贷资产规模。因此银行主要通过调整风险资产结构来进行资产管理。在增量业务方面，银行可以通过增加风险较小的业务，减少风险暴露大的业务，以达到调整风险结构的目的。

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想要保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要探索新的资本补充渠道，切实提高资本数量和质量，但过高的资本量也不利于银行的发展，所以以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项为切入点，调整资产结构，大力发展资本节约型业务是一个较好的方法。此外，商业银行应继续降低不良贷款率，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理力度，不仅能能减少风险加权资产的规模，另一方面也能提高银行利润。其次，提高银行利润水平，利用好内源性资金。除了外源性资金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之外，内源性资金也是进行资本金补充的重要渠道。内源性资金来源于银行的盈利，转化为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资金的成本低，不存在发行费用和发行风险，是补充资本金的良好途径。要想利用内源性资金，一方面需要银行提高业务水平和盈利能力，充足的利润是保障；另一方面要提高留存收益比，将利润更多的转化为资本金。

五、各类型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分析

拨备覆盖率=(一般准备+专项准备+特种准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100%

应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为应计提一般准备、应计提专项准备和应计提的特种准备三项之和：应计提一般准备为贷款总额的一定的比例，通常为1%；应该计提的专项准备为五级贷款余额的加权平均数，在我国的五级分类中包括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应该按照 0、2%、25%、50%、100%。

正常类贷款：借款人能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的贷款。

关注类贷款：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还产生不利影响因素的贷款。

次级类贷款：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经营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的贷款。

可疑类贷款：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的贷款。

损失类贷款：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的贷款。

拨备覆盖率的大小体现银行对不良资产的抵补能力，拨备覆盖率高抵御风险能力越高，其大小取决于计提的不良贷款拨备总额与不良贷款总额的比值；其增速的大小取决于计提拨备的增速与不良贷款的增速的比值。

拨贷比=拨备余额/贷款总额=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其大小取决于拨备总额与贷款总额的比值；其增速的大小取决于拨备的增速与贷款总额的增速比值。

在分析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的大小和趋势时，我们将26家上市银行分成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四个板块来具体分析。主要从原始公式入手，先分析银行两个指标的整体情况和趋势，接着分析了原因，最后通过结合其他指标分析对比得到在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方面表现较好和需要关注的银行。

5.1 国有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情况分析

从拨备覆盖率数据来看，2013-2016年国有银行拨备覆盖率呈下降趋势，2016年出现拐点，从整体来看，满足120%-150%的监管要求，并且均在150%以上，但略低于银行平均水平。从个股来看，2017年拨备覆盖率最高的为农业银行208.37%，远高于其他四家国有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较低，相对于其他三家银行来说压力偏大。

从拨备覆盖率增速上看，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四家国有银行的增速都为正，其中增速最大的是农业银行，主要原因是其不良贷款余额出现负增长而贷款减值准备还处于正增长状态。相反中国银行的增速为负，主要原因是中国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增速要小于不良贷款余额增速。

从拨贷比的数据来看，2013-2016年国有银行拨贷比小幅下降，2016年-2017年有小幅的上升，满足1.5%-2.5%拨贷比监管要求，低于银行平均水平。从个股来看，2017年拨贷比最高的为农业银行3.77，远高于其他四家国有银行，主要原因是其计提的减值准备余额很大，其他四家国有行的拨贷比也在2.3以上，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从拨贷比的增速来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保持一定的增速，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增速为负，交通银行维持不变。主要原因是农业银行、中国银行2017年贷款总额增长幅大于拨备覆盖增长幅度导致拨贷比增速下降，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的趋势相反。

5.2 股份制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情况分析

从拨备覆盖率数据来看，2013-2016年股份制银行拨备覆盖率呈下降趋势，2017年小幅上升。股份制银行拨备覆盖率均大于150%的监管要求，但低于银行平均水平。从个股来看，拨备覆盖率最高为招商银行262.11%，主要原因是招行2017年的净利润增速最大（13.24%）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余额也最多。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最低（132.44%），主要原因是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事件，使得该行2017年的不良贷款增幅较大，而利润增速又较低，所以拨备覆盖率处于很低的水平。从拨备覆盖率的增速来看，增速比较大的是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增速为负的是浦发银行，其余股份行增速趋于零。主要原因在于招商、光大、中信三家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增速大于不良余额增速，甚至招商银行的不良余额增速呈负增长故其拨备覆盖率增速很大，而浦发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的增速大于其贷款减值准备的增速故出现增速为负的现象。

从拨贷比的数据来看，2013-2017年股份制银行拨贷比呈增长趋势，满足1.5%-2.5%的监管要求，略低于银行平均水平。从个股来看，最高的为招商银行4.22主要原因是该行贷款减值准备余额最大，而为光大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余额比较小使得拨贷比最小。从拨贷比增速来看，大部分股份行的拨贷比增速都为正，其中招商银行的最大，主要原因是招商银行的拨备余额增速大于贷款总额增速，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拨备增速比贷款总额增速要小，导致拨贷比的负增长。

5.3城商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情况分析

从拨备覆盖率数据来看，2013-2015年城商银行拨备覆盖率呈大幅下降趋势，2016-2017年有小幅上升，满足监管指标要求，远高于银行平均水平（城商行的抗风险能力比国有行和股份行的小，所以拨备覆盖率要求要高）。从个股来看，最高的为宁波银行493.26%，主要原因是不良贷款余额比较低而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又比较高，其次是南京银行462.54%，最低的江苏银行184.25高于银行平均，所以说城商行的整体拨备覆盖率水平都比较好。从拨备覆盖率的增速来看，2017年城商行增速都为正，表现最好的是宁波银行，主要原因是宁波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的增速最大，而不良余额的增速又处于最低的水平使得该行的拨备覆盖率增速最高。

从拨贷比的数据来看，2013-2017年城商银行拨备覆盖率呈上升趋势。2017年拨贷比均比较高，满足监管要求，与行业平均对比来看，高于平均值。从个股来看拨贷比最高的是宁波银行4.04，主要原因是其贷款减值准备余额最高，江苏银行贷款减值准备余额较低，所以拨贷比最低为2.6，低于城商行和银行平均水平。从拨贷比的增速来看城商银行2017年的拨贷比增速均为正数，由于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增速大于贷款余额增速。其中宁波银行的拨贷比增速最大，主要由于该行的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增速最大。

5.4 农商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情况分析

从拨备覆盖率数据来看，2013-2016年农商银行拨备覆盖率呈缓慢的下降趋势，2017年有较大增幅，并且高于银行平均水平。从个股来看拨备覆盖率最高为常熟银行325.93%，因其不良贷款较低，而拨备计提比较高。较高的不良贷款导致江阴银行拨备覆盖率较低，但也高于银行平均水平，表现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从拨备覆盖率增速来看，2017年除无锡银行为负增长外其他三家银行表现较好，最高的还是常熟银行，主要原因是常熟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增速很大，而无锡银行的不良余额增速大于贷款减值准备增速，使其处于负增长水平。

从拨贷比的数据来看，2013-2016年国有银行拨备覆盖率呈上升趋势，能够达到监管要求，与银行平均对比来看略高于银行平均。由于贷款减值准备余额比较高导致江阴银行的拨贷比也比较高。无锡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余额比较低导致其拨贷比较低。从拨贷比增速来看，常熟银行和江阴银行的增速表现较好，主要原因是其拨备增速大于贷款总额增速，而无锡银行的贷款总额增速超过了拨备增速使得该行的拨贷比出现负增长。

5.5银行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变化趋势和压力分析

从拨备覆盖率的公式来看，银行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需要覆盖的是不良贷款（次级贷款、可疑贷款、损失贷款）这部分问题贷款，而并没有覆盖到关注类贷款余额，但关注类贷款可能会因为银行自身对不良贷款的认定严格程度不同而出现一部分的隐性不良贷款，另一方面关注贷款日后也有转变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故我们可以通过构建新的指标，即将关注贷款也纳入监管指标里面，这样计算得到的贷款减值准备/问题贷款余额*100%，能够覆盖目前所以的问题贷款，虽然这个指标从监管的角度上看过于苛刻，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指标初步选出相对优良的银行，即如果该指标大于100%，说明该银行在拨备覆盖率这个指标是基本没有压力。另外，新生不良率代表银行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面临的不良贷款增加压力，是正常和关注类贷款转变为不良贷款的趋势指标，能够为我们呈现出了银行未来将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压力情况。所以这个指标对我们研究拨备覆盖率是有参考意义的。结合这三个指标，分析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的压力情况，具有比较好的效果。

从三个指标的筛选结果来看，国有行中农业银行具有最高的拨备覆盖率、最低的新生不良率、最高的贷款减值准备/问题贷款余额比值，各项指标显示农行是国有行监管压力最低，抗风险能力最大的，相应的工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水平相对较差，需要加于关注。股份行中大部分的银行的新生不良率都比较高，特别是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处于很高的水平，说明该银行的未来面临比不良贷款余额的增长压力比较大，结合拨备覆盖率来看，浦发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已经逼近监管指标120%，所以该行面临的监管压力很大，需要重点关注。新生不良率最低的是招商银行的，并且其拨备覆盖率也是股份行中最高的，值得关注的是其贷款减值准备/问题贷款比值大于100%能够实现风险资产的全面覆盖，所以说该银行拨备覆盖率所面临的监管压力极低，抗风险能力极强。城商行方面，拨备覆盖率都比较高，最高的是宁波银行，并且其贷款减值准备/问题贷款比值为26家银行最高，风险覆盖水平极高，另外其新生不良率相对于其他城商行来说比较低，可知江苏银行是城商行风险抵御能力和监管压力最小的。贵阳银行的新生不良率处于很高的水平，而拨备覆盖率不是很高，导致其未来面临的压力会比其他银行高。农商行整体的拨备覆盖率都较高的水平，同时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常熟银行的贷款减值准备/问题贷款比值均大于100%，风险覆盖水平很高。新生不良率来看常熟银行新生不良几乎为零，未来面临的新生不良压力很小，从三个指标来看常熟银行的监管压力、抗风险能力最强。吴江银行虽然拨备覆盖率很高，但新生不良率也比较高，压力相对比较大，后期需要加以关注。